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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子博
編輯：岑峰
2011年夏天，深圳的氣溫又是屢創新高，毒辣的陽光灑在瀝青路上，甚至能把膠鞋的鞋底燙化。
在南山蛇口的創業大廈，戴若犁已經創業了2年多。他、劉昊揚，和其他幾位合伙人一起，在一塊不大的辦公區域里，圍著一張堆滿了設備和原型機的辦公桌，常常工作到深夜，才汗流浹背地回家。
創業第二年，戴若犁全家早從香港遷到了深圳。戴若犁的太太，原先在香港某家投資銀行就職，在戴若犁開始創業后，也放下了優渥的待遇，陪著丈夫來到深圳蛇口，家的不遠處，就是停靠在六灣海濱的明華號。
而在2011年，比起一個企業家，戴更像一個極客：他和幾個合伙人，還有一兩個員工，只知悶頭開發，不去融資，也不領工資，他們研發的動作捕捉技術，幾年內也看不到產品變現的未來，家底再厚，也架不住“只出不進”。
為了支持丈夫創業，戴若犁的夫人想到了自己手頭的金飾——是自己在結婚時，從父母那里得到的禮物。
兩人略一商量，一狠心，典當掉了其中不少金飾，加上手中還存著的一些現金，總算是有了能夠支撐一年的生活費用。
到了今天，戴若犁聯合創始的公司——諾亦騰——已經在動作捕捉賽道上排在前列，讓一個中國名字在世界范圍內如雷貫耳。
十多年后回憶起這段往事，對過去曾走過的艱難，戴若犁似乎早已云淡風輕，“好在我們很快做出了第一代產品，融到了資，也知道給自己發工資了，這才沒再賣一次金子。”他笑道。
然而當時究竟是何等心境，只有戴若犁自己才清楚，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2021年，元宇宙概念爆紅，讓不少圈外人注意到了動作捕捉技術，在未來交互中重要的作用。
有人會說，不少行業等了這么多年，終于等到了元宇宙的“風口”。而十年里，戴若犁見到了太多市場的起起落落，早已波瀾不驚。
十載積累，一朝功成，并非戴若犁和諾亦騰的故事——十年里，他只做一件事，就是讓動作捕捉技術落得更“低”，讓更多的人能夠通過動捕，實現更多的不可能。
一、“懵”過的10年學術生涯
1978年，戴若犁出生于湖南。他的父親是一名工程師，專業領域是飛行器結構強度設計。當時，成都飛機工業公司正向全國范圍內廣募英才，戴若犁的父親便舉家遷往成都。 參與了目前列裝量最大的幾款機型的大量工作。
戴若犁自小就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97年在成都九中高三畢業，成績排在全省前100名。戴的父母擔心兒子，在大城市玩物喪志，誤了學業，于是堅持他去一個小城市，一所治學嚴謹的高校讀書。
如果把北京、上海、廣州都去掉，中國剩下的理工科頂級高校，剩下的選擇不多，而在四川收分僅次于清北的中科大，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用一個字形容，我的學術生涯挺‘懵’的。”戴若犁道，“選擇之前似乎并沒想得太清楚，不過現在看起來結果都不錯。”
在中科大，戴若犁修的是力學與機械工程系——外人可能不清楚，在中科大，力學是一個與數學、物理、化學平行的專業，是中科大的第“五系”。而中科大的第一任力學系主任，正是后來提出了古早元宇宙概念“靈境”的錢學森。
本科五年時間白駒過隙，到了畢業，出身書香門第的戴若犁，選擇繼續去海外進修也算是順理成章。當時，要自力留學進修，大多數人在經濟上都有困難。于是，獎學金的多寡，就成了海外大學搶人的有力手段。
戴若犁在中科大成績也堪稱優秀，一番努力“套磁”后，海外offer拿了不少，但當時的他，甚至對高校排名都懵懵懂懂，拿到offer，就看獎學金有多少。
當時不少大學的offer，獎學金都大概在1000-1400美金不等，但香港中文大學，給戴若犁的獎學金開到了14000-15000港幣。
要知道，大學5年，戴若犁的生活費每個月開始只有四五百塊，到了大四大五，才又漲了一兩百塊錢。
“當年港幣匯率比人民幣還貴，從來沒見過這么多錢。”戴若犁的心，就這么一下飄到了香江河畔。
于是，本科畢業后，戴就遠赴香港，來到香港中文大學繼續進修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
在港中文，戴若犁第一次有了“睜眼看世界”的感觸：在中科大，大家很卷，但更多卷在基礎學術能力的建設上，力求一個“扎實”；而到了香港，研究則必須與世界前沿接軌，學生的眼界也必須更寬，爭取的是“前沿”。
戴若犁在港中文一直讀到博士畢業，并且留校做了博士后，他當時的校友，在今天紛紛成為了中國科技界的中流砥柱：商湯科技的創始人，IEEE Fellow 湯曉鷗，在戴若犁讀博士后的時候已經在港中文教書；另一位 IEEE Fellow 王鈞，就在戴若犁隔壁的實驗室，是華人地區最早進行神經網絡研究的第一批學者；而商湯今天的CEO 徐立，也和戴若犁同期在校。
博士后出站后，不少人的選擇都是去高校謀一個教職，不僅穩定，而且不用太多思考，幾乎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然而，在象牙塔里待了11年，戴若犁不想再“懵”下去了。
開始這么想，還是在他完成博士論文的時候。《碳納米管復合材料在主動減震上的應用》，光題目聽上去就像天書：
“這么細的內容，細分到全球，可能只有4個人能百分百地讀懂你的論文——一個是你的師爺爺，一個是你師父，一個是你，除此以外可能只有一個陌生人能讀懂。”戴若犁說道。
在科技界，戴若犁知道，有很多人，身處學術圈，正在用他們的研究，不斷地探索理論的尖端前沿——如果把人類的知識儲備比作一個袋子，那他們就是往袋子里撿拾薪柴的人。
但與此同時，世界也需要有人，能從袋子里拿出材料，把它們做成實實在在，對普通人和工業界有價值的東西。這是戴若犁更想走的路——一條把科技理論落進人間的路。
二、創業之路，緣起一塊芯片
2009年，戴若犁決心創業動作捕捉，正是碰上了這個行業一個全新的機會。
動作捕捉技術的發端，最早可以追溯到1915年的“轉描”技術——動畫師借由將提前攝錄好的人像，投影到畫布上，再將其逐幀拓寫下來，最終制成一部動畫。
早年間迪士尼的《白雪公主》、《愛麗絲夢游仙境》，甚至還有中國的《鐵扇公主》等大量的動畫，都是以這樣手動“捕捉”動作的方法完成的。
40多年過去，動畫師李·哈里森三世開發出了現代意義上的第一套動作捕捉系統——他將電阻縫在緊身衣上，并以此記錄人體的動作。到了后面，使用外骨骼的動作捕捉技術也應運而生。
盡管技術發展的速度不慢，但動捕的落地使用仍然是一個難以解決的難題。
在大制作的影視、游戲行業，使用更多的是“光學動捕”手段，以大型攝像頭矩陣驅動，通過識別動捕演員身上的光學反射標記，來進行動作的捕捉。
光學動捕模式精度更好，但成本動輒巨大，場地、設備、輔助團隊等等條件缺一不可，而整套系統使用起來也相當專業復雜。這也就讓光學動捕遲遲不能走出影視和游戲行業，無法面對更大的市場。
而另一種模式——“慣性動捕”，則一定程度上犧牲了精度，換取了易用性。這種模式下，動捕演員的動作信息不再被攝像機收錄，而是直接記錄在他們身上的可穿戴式傳感器上。無需攝像頭，這些傳感器直接記錄下自己的運動信息，再根據算法，演算出演員全身或局部的動作，來實現動作捕捉的效果。
盡管相比光學，慣性動捕所需要的條件更少，但這種模式在當時也存在一堵“嘆息之墻”——單個傳感器的體積如果太大，對于動捕演員來說必然是個負擔；傳感器價格如果居高不下，不少小公司就用不起。
在諸多因素限制下，動捕技術在當時，還只是少數人的“玩具”；行業也比較封閉，沒有破圈式的傳播，行業增長也陷入了遲滯。
而數十年時間過去，芯片行業的東成西就，讓動捕行業也看到了新的可能。
直到今天，戴若犁還能記得一串代號——L3G4200D——這是意法半導體一款陀螺儀芯片的產品代號，被應用于IPhone3GS和不少其他的手機型號中。
原先的三軸陀螺儀，不僅價格很貴，而且尺寸巨大，還需要一大堆設備進行驅動；而L3G4200D只有4*4*1毫米，造價也被壓進了一美元以內。
“這個事情真的震驚了我。”戴若犁說，“動作捕捉技術能夠繼續在行業里下沉，還是要感謝智能手機的發展。”
傳感器的發展，讓慣性動捕有了打開新市場的可能——傳感器更便宜、更易用，原先由光學動捕模式壟斷的行業，慣性動捕也能夠有了一席之地。在今天，不少小工作室、乃至虛擬主播，早就用上了動作捕捉的技術。如果未來有一天，普通人也能用上動捕技術，那么人們用的，也很可能是慣性動捕。
地球的另一邊，在美國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市，后來諾亦騰的另一位創始人劉昊揚博士畢業后，和他的導師一起在美開辦了一間公司，用計算機來進行橋梁的模擬分析計算，用傳感器技術監測樓宇橋梁的健康程度。接一些美國交通部排查大型基礎設施健康狀況，以及仿真模擬計算的業務。
而在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后，全美經濟跌進谷底，國內反而是一片欣欣向榮。看到這樣的形勢，劉昊揚便回國尋找新的機會。
經人介紹，戴若犁和劉昊揚成了網友，僅三言兩語，兩人都知道對方不是一般人物。后來，戴若犁從香港、劉昊揚從北京出發，終于在深圳“會師”。
在深圳上海賓館大堂的咖啡吧，戴、劉和幾個朋友促膝長談。激情涌動，他們決定開一間公司，公司的名字是Motion（意為動作）的回文——Noitom——也就是今天的“諾亦騰”。
三、To B “飲鴆止渴”，To C 下沉艱難
在深圳艱苦創業3年，諾亦騰獲得了投資，便一起搬去北京，在西城普天德勝科技園盤下一塊小地方，團隊從十幾人擴展到上百人。戴若犁直言，他有時還會想念原先公司規模尚小的時候，員工之間家人般的氛圍。
幾年過去，正是 VR 炙手可熱的時候。新的顯示方式，讓新的交互方式也獲得了更多的關注——VR讓人能用眼睛“直視”虛擬世界，那為何還要使用手柄？人的“數字化”程度仍在加深，從《少數派報告》到《頭號玩家》，不少影視作品早已“預言”了XR的未來：手柄交互的時代終將過去，動作捕捉終將“加冕為王”。
與VR一起成長，諾亦騰很快成為了動捕工業中的一顆新星，接的單子不少。就像前面說的，諾亦騰看到了動捕行業巨大的下沉空間，并在這個市場以更便宜、更易用的動捕設備拿下了不少份額。2014年，諾亦騰推出了第一套全功能動捕設備Perception Neuron，最便宜的一檔眾籌價格僅為200美元，比一款低配的手機也貴不了多少。
以輕量化的動捕設備，諾亦騰很快在海內外收獲了大量的擁躉，并很快躋身行業的前列。
但戴若犁卻并不“開心”，相反，他開始感覺到了焦慮。
在一個智能硬件公司創業之初，To B生意往往是必選項。一方面，B端對成本的敏感程度更低，對于設備的復雜度要求也更低——如果一家公司需要動捕技術，那技術貴不貴、好不好用，都不是第一性的問題。
同時，乙方的需求也更加定制化，讓科技公司不必花費太多時間，去考慮市場對于產品的反饋，也不用為了討好市場，進行迅速的迭代——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幾乎不需要思考。
眼看著諾亦騰又要鉆進一個舒適圈，戴若犁卻警覺了起來：
“To B 最大的坑，是需求——需求不是由產品開發人員定義，而是由甲方爸爸定義，他們的需求千奇百怪，當你解決了他們的問題以后，他們的投入就會下降。而在通用的解決方案上，我們卻很難有所積累。”
能在 To B 領域做出發展，軟件的機會大于硬件，尤其是 SAAS 服務，可以通過將產品模塊化的方式，在定制化的需求里，積累通用化的經驗。如同 Zoom 的成功一樣，越是輕度、小而美的軟件產品，越容易跑通To B這條路。
但硬件公司不同——迷失在甲方定制化的需求中，很容易長期沒有技術沉淀，最后在供應量里變成了一個組件商，止步于一個很細的領域，再也無法謀求增長。
盲目跟著甲方需求做B端是“飲鴆止渴”，而C端的路，走通也不容易。
戴若犁身邊不少人，經常問他，什么時候能開始做C端產品。戴若犁心里也知道，C端做不下去，并非因為造價太高、售價太貴——“即使諾亦騰的設備免費送，我們目前也沒有能力，做成C端產品。”戴對雷峰網如是說。
戴若犁忘不了，2015年，任天堂曾向諾亦騰伸出橄欖枝，想邀他們去京都的總部一敘。戴若犁平素也是游戲玩家，知道任天堂名號震耳，難掩心中興奮，于是叫上了諾亦騰美國分部的總經理中島洛克，陪他一同走一遭。
2006年，任天堂的上世代主機Wii正式面世，以雙傳感器運動感知動作捕捉的交互方式，在游戲主機市場強勢占領了半壁江山，據統計數據，銷量達到了恐怖的一億以上。
而任天堂找到諾亦騰時，Wii也正走向生命的末期，正在尋求新主機的開發思路。戴若犁知道，找到他們，就是為了評估他們的技術，是否適合被用到任天堂新一代的主機身上。
戴若犁和中島來到日本后，任天堂也相當重視——一個會議室里擠了三四十號人，把諾亦騰幾乎所有的傳感器、穿戴方案、動捕技術的演示看了個遍。戴若犁甚至還專門設計了一套方案，用6個傳感器即可捕捉全身的動作。
演示結束后，戴若犁胸有成竹：“我當時覺得這把肯定成了，終于可以做 To C 了。”
而后面的故事，就不再是什么秘密：任天堂最終沒有選擇諾亦騰的方案，但他們的新主機 Switch 面世后，再次掀起了市場持久的追捧。雙手柄（還可以加上健身環、綁帶等外設）的設計犧牲了動作捕捉的精準度，卻保證了產品的易用性。
這也不禁讓戴若犁反思：“To C 一定要像任天堂這樣做，動作捕捉落不進C端，核心不是成本問題——中國人擅長數學，也擅長把東西做便宜。但即使把這套系統造價做進200塊以內，用戶也不愿意在身上綁這么多傳感器。”
無疑，今天的諾亦騰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公司創業已經走過十年，然而未來的方向，并沒有想象中那么明朗。
戴若犁不想把諾亦騰變成一家單純的 To B “小公司”，在供應鏈里負責“小而美”；但B端生意卻支撐著公司大部分的營收，要降到C端又絕非一日之功。
諾亦騰的“中年危機”，并不表現成是某種“生死難關”，而就潛藏在公司發展的“風平浪靜”之中——而一招不慎，就可能萬劫不復。
戴若犁知道，諾亦騰必須動起來了。
一方面，在B端，諾亦騰想求發展，就必須把觸角伸向天花板更高的產業。
誠然影視特效、游戲開發、動畫制作仍然是諾亦騰的基本盤，但在運動、健康、醫療等領域，行業對于動作高精度的追蹤、三維的可視化也有需求，同時，能夠覆蓋更大的用戶群體，也更能幫助諾亦騰在B端獲得新的增長。
“十億規模的市場天花板太低，我們就去找千億規模的市場，”戴若犁說，“這樣我們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另一方面，在B端做下沉，甚至要降到C端，還得把產品做的更易用，使用門檻更低。
在諾亦騰的美國分部，一位叫丹尼爾·夸卓的員工，平日里做的都是售后服務工作。最早的時候，諾亦騰對于小B端的想象，是兩人一起工作的“小作坊”，一人負責采集動作，一個人來協助校準和采集。而在丹尼爾日常的客服工作中，他接到了不少反饋：
“我身邊沒有人可以提供協助，你們的產品我一個人用不來。”
于是，丹尼爾就自己動手，利用倒計時、語音提示等方式，為設備設計了一套單人操作的流程。方案交到戴若犁手上，最終也集成到了后續諾亦騰的設備里，在申請專利時，丹尼爾是第一發明人。
結語
創業路上，諾亦騰吃過苦：在B輪和C輪融資之間，公司的資金鏈一度面臨斷裂，創始人劉昊揚曾不得不將房產抵押，來周轉資金；
多少次，辦公室里通宵達旦，戴若犁在算法和公式中推敲、求索。抬起頭，第一縷陽光早已刺破窗外的天空。
疫情當下，諾亦騰的全球化業務也嚴重受創。無論是人員，還是資金的流動，諾亦騰都收到了巨大的挑戰。自打疫情開始，戴若犁已經有3年沒有親自去過美國的辦公室，而零星出現的陽性病例，也讓辦公場所時不時封閉，辦公環境也受到很大挑戰。
疫情對海外市場的打擊也相當巨大：之前提到的，諾亦騰美國分部的總經理中島，新近又感染了第二次新冠，也在家里躺了三周沒法出門。
“疫情之前，海外的銷售站所有銷售額的70%；現在，國內的銷售額占所有銷售的70%。”戴若犁解釋道。
回看諾亦騰的創業歷程，有人會說，諾亦騰創業太早，早期的VR1.0時代，諾亦騰的困局在于市場太小；而隨著芯片、5G、AI、云計算等基礎科技的發展，XR這個行業也在步入2.0時代——無論是從硬件，還是從生態角度上，XR又經歷了一輪“生產力”上的飛躍。而諾亦騰入局太早，也就走了太多不必要的彎路。
談及此事，戴若犁對雷峰網說：“如果晚個4-5年創業，應該不會有之前那么艱難。現在的創業者，更深思熟慮，有些也更功利——哪里熱，哪能拿到錢，就一股腦擠過去。而我們創辦諾亦騰的時候，雖然能跑出來的人很少，但創造力更百花齊放，當然成功率會低一些，死掉的公司很多。”
戴若犁的心里，一直有理想主義的一面存在。2014年，戴接到了一通電話，來人名叫托比，是一個瑞士人，他想來諾亦騰工作。
托比是個不可多得的全棧工程師，他懂Unity，會做美術，了解虛擬現實和動作捕捉，還對傳感器技術如數家珍。而從2009年開始創業，動作捕捉和XR就是諾亦騰主要攻關的方向，也正是因為對諾亦騰正在做的事情感興趣，托比才鐵了心要來諾亦騰上班。
然而，戴若犁曾經婉拒過她——當時二人還是網友，托比人在瑞士，通過Skype和戴若犁聊了很久。
但在2014年，“線上辦公”還只是個遙遠的夢想，盡管知道托比的才能過人，戴若犁也不敢貿然招他入職。
而當戴若犁第二次接到托比電話的時候，后者人已經在北京了。
戴則是心里一驚，因為他知道，托比是個殘疾人——他小時曾經得過小兒麻痹，行動非常不便，他孤身一人來到中國，得吃多大的苦？
托比則是相當簡單：諾亦騰在做的事情，讓行動不便的他，也能享受到在草地上自由奔跑的樂趣。所以他必須投身到這個事業中來，并且要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上面。
也是這樣的激情一直激勵著戴若犁，讓他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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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雷峰網與戴若犁對談的采訪實錄，其中設涉及了“元宇宙基建”、雷峰網在不改變原意的情況下做了精選和整理：
雷峰網(公眾號：雷峰網)：元宇宙當下的發展態勢，是諸多領域齊頭并進，共同發展。您認為，動作捕捉技術在元宇宙建設中，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戴若犁：動作捕捉技術，在元宇宙這個概念里面，屬于一個基礎建設級別的技術。簡單的說，其實元宇宙不必像扎克伯格所說的那樣，所有人都生活在一個虛擬的時空里——元宇宙的關鍵，還是數字化的程度。
如果要將物理世界數字化，人的數字化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元宇宙到最后還是人機交互，除了個人提供一個Avatar（化身）以外，元宇宙還是要提供一個人機交互的載體。而除了語言、圖像，肢體語言和動作、表情、手勢都相當重要。
雷峰網：那您認為，要讓動作捕捉技術在元宇宙開花結果，會是怎樣的形態？
戴若犁：我覺得動作捕捉技術，如果真的要開花結果，還是在C端里，能夠可以作為一個基礎建設的存在。
在C端能作為基礎設施，需要的是一個平臺化的方案，來把人進行數字化，進而完成可視化和人機交互。
雷峰網：提到交互，往往被認為和動作捕捉關聯很近的，是XR設備。您看好XR嗎？為什么？
戴若犁：其實我們一直認為，智能終端還在不斷地完成遷移。XR領域上來講，我和行業里邊的很多進行過深度思考的人，比如SVVR的前組織者Karl Krantz，比如細紅線科技的創始人羅永浩都討論過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認為，AR的前景很好，第一代通用的to c的產品出來的時候，它有很大機會可以搶走手機50%到60%以上的屏幕時間和開屏的次數。比起VR，AR更偏向于碎片化和常態化的全日佩戴使用；相比手機，AR是一個隨身佩戴的“智能器官”，在交互上要簡化得多。
比如說你面對一個阿拉伯語的菜單，一般大家是掏出手機、解鎖、打開一個APP、拍一張照片、翻譯、再去和waiter去溝通；但是如果是一個基于AR原理的 always on 的頭戴式設備，你的做法則是直接閱讀，所以這兩件事情一個是用一個工具來解決我的問題，另外一個是一個智能器官，增強了我本人的能力，所以這兩件事情其實是有質的區別的。
但同時，我和羅老師一致的意見，是認為AR設備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產業鏈還不夠成熟。而從另一方面考慮，如果產業太成熟，對于小公司也就沒有機會了。
雷峰網：諾亦騰作為一家已經創業了十幾年的公司，要推XR作為新的增長曲線，能感覺到阻力嗎？
戴若犁：首先諾亦騰作為一家成熟的企業，我們并沒有確定的決策會投入做XR，更好的理解是XR是我的個人興趣，我會用力所能及的資源支持和參與這個浪潮，阻力肯定有的。畢竟要做新曲線，就要把里面的一些資源分出來，去做新的方向。2016、17年的時候，我們也嘗試過這個方向，投入了不小的資源去做 to B 的VR解決方案，但沒能把市場做起來。
但XR這個方向我還沒有死心，我們還是在等一個機會，同時儲備自己的力量。我個人認為，XR這件事就是長跑，特別是AR賽道——長跑不怕慢，怕的是掉隊。
我們的態度是，要在牌桌上待著，如果從牌桌上掉下來，就再也上不去了。
本文作者董子博，VX：william_dong，歡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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