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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 AI金融評論 | 2018-12-30 21:55 |
在近日召開的2018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進行了“信息系統(tǒng)架構和金融模式”的演講。
據雷鋒網了解，他指出，當前的形勢情況下，從黨中央、國務院到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都對金融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更高要求。經濟體制歷來有不同研究的角度，從傳統(tǒng)集中型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就是信息系統(tǒng)架構。“這個架構不是結構，而是體系架構，層次架構的概念。”
在周小川看來，金融系統(tǒng)很大程度上是信息處理行業(yè)。日常處理的資產90%都是計算機里的賬戶信息，屬于信息的處理。另外，金融的許多工作，比如客戶關系管理主要也是信息關系。“金融交易和定價大量都建立在信息系統(tǒng)基礎上，因此信息系統(tǒng)架構跟金融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那么新信息系統(tǒng)應該是什么樣的？又分別對應著怎樣的金融服務模式，未來金融機構和客戶之間的關系會如何演變呢？以下是周小川演講摘編，雷鋒網作了不改變原意的編輯：
金融服務品種非常多，不同服務品種對信息系統(tǒng)的要求也略有差別。從銀行和企業(yè)角度看，信息系統(tǒng)架構和金融服務可以有兩個極端的模式。
第一個極端模式，幾乎所有重要的信息，包括金融信息、客戶信息、都變成公共信息，在邏輯上共用，也是集中的。
銀行開展業(yè)務的時候，比如跟企業(yè)的業(yè)務，所需要的信息除賬戶信息在它自己的計算機系統(tǒng)里以外，其他的有關信息幾乎都可以通過互聯網，或者通過其他網絡形式在公共信息資源中找到，自己也沒必要有自己的一套信息系統(tǒng)，或者自己有也是從公共系統(tǒng)復制過來的。與此同時，你做了一份業(yè)務，就有一個強制性要求，或者由于信息交換要求的需要，你做完的業(yè)務必須上傳到公共信息系統(tǒng)。在這個極端情況下，沒有多少是銀行自己私有的信息，或者說他有別人沒有的信息。
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和企業(yè)之間的關系應該說是松散的。這個銀行雖然給這個客戶有貸款，有業(yè)務關系，可能有支付結算，但是跟別人比也沒有特別之處，其他機構也可以替代它的業(yè)務。所以，銀企關系是一種松散的，或者說是保持距離的，不存在企業(yè)控制銀行，也不存在銀行對企業(yè)有控制力。銀行和企業(yè)之間的業(yè)務關系也服從市場的選擇，“跳槽”將是經常發(fā)生的：同樣一個業(yè)務，今天從你這兒做，明天可以從別人那做。
從信息系統(tǒng)建設的角度來看，強調建立公用信息系統(tǒng)，利用當前所謂大數據、云存儲，信息的存儲、傳遞，效率都高多了，信息變成公用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了。信息系統(tǒng)建設也就基本朝這個方向發(fā)展，同時做一些強制性的規(guī)定，如需要上傳的信息必須上傳，需要共享的必須共享。
從金融機構來講，不管說大銀行的分支機構，還是小銀行，還是社區(qū)銀行，還是平臺性機構，最后本質上對金融機構沒有特殊要求，只要有存款，你所做的業(yè)務并沒有特別的特色。在這種情況下，去強調基層金融服務機構，比如農信社和社區(qū)銀行，就沒有太明顯的必要性。因為你做業(yè)務并不靠你身在基層、對基層客戶有什么更多的了解。
在這種情況下，征信系統(tǒng)會有非常高度的重要性。但是對征信系統(tǒng)而言，如果面向大型機構，因為很多大型企業(yè)同時也是上市公司，他們本身信息披露要求比較高，他們是建立在會計準則上，嚴格執(zhí)行會計準則。而且，在會計信息非常清晰的情況下，還有外部審計師給他們做審計。如果把很多中小企業(yè)，甚至微型企業(yè)都包括進去，信息盡管都是共享的公用的，但是信息的真實性和基礎，特別是會計的基礎，大家是沒有把握的。既然都是公共信息，多家銀行對信息的加工能力和判別能力，從理論上說也許還不如評級公司，如果有幾家非常強有力，而且公正的評級公司，那就依靠評級公司的評級了。因此，銀行系統(tǒng)在定價方面也就沒有什么特殊性了。
另外一種極端模式強調信息是局部的，許多信息是在具體的銀行和具體企業(yè)之間分享。
這些信息多數并不上傳到公用信息系統(tǒng)，因此信息的特點是私有的，不是公用信息。具體一家銀行對具體一家企業(yè)有更多的具體了解。有這種了解就使得他在選擇客戶上比別人知道得更多。不管金融業(yè)務做還是不做，怎么定價等方面都更有優(yōu)勢。銀行和企業(yè)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當然也有人用“關系型”描述（這其實跟“關系型”還是有區(qū)別的）。在這種情況下往往銀行對企業(yè)是有一定控制力的，也有人說是“控制導向型”。
同樣，在信息系統(tǒng)建設方面，并不那么強調去建設所謂社會信用體系。公共信息搞多搞大可能也是有成本的。比如：真實性的問題沒有把握？出錯了誰改？公共信息，包括互聯網上信息的錯誤，如果想改很不容易的。這有點像區(qū)塊鏈，到處都有，不是改一個點就能解決問題的。在這種情況下基層金融機構，農村信用社，或者社區(qū)銀行就擁有優(yōu)勢了。因為基層機構對基層企業(yè)有更多接觸、更多了解以及擁有更多信息，而且這個信息并沒打算跟別人分享。銀行和企業(yè)之間，銀行顯得更為主導一些。同樣，如果企業(yè)出了問題，銀行一般首先傾向于要救企業(yè)，因為這是它的客戶。
現在的情況，一討論起來，主要的方向都認為是信息公用化，也就是建立大型的社會經濟信息體系，建立強有力的全覆蓋的征信系統(tǒng)，任何人都可以訪問征信系統(tǒng)。過去征信系統(tǒng)主要還是一些大中銀行協(xié)議構成的系統(tǒng)，在他們之間共享，其他小貸公司、P2P還是訪問不了的。現在體系發(fā)展的要求時都可以訪問，他們也希望不收費，但實際上還是需要收一些費的。另外，由于科技類公司也是大力呼吁信息共享，在加工環(huán)節(jié)通過AI，也就是人工智能。大型數據的加工，如果說各家銀行的加工沒有太大區(qū)別，信息分析、信息加工，這些工作確實很可能都被AI所取代。這樣，未來就會提出一個問題，商業(yè)銀行業(yè)務，甚至商業(yè)銀行存在的必要性究竟是什么？可以想象，AI加上大數據以及云計算、云存儲，可能未來會產生一些集中化的呼聲，甚至出現非常強的“脫媒”傾向。
而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往往是在上面兩個極端模式之間取某一種平衡點。
一般來說大型企業(yè)，特別是上市公司的融資是靠股權融資和發(fā)債。債券市場確實是透明的，信息也都是公開的，大家都是可以查閱的，比較像公用信息系統(tǒng)這樣一種信息體系架構。但是到了中小企業(yè)和小微企業(yè)，有如果靠公用系統(tǒng)，第一是不是最經濟的問題？第二是不是有必要？按照市場經濟的邏輯，能夠局部解決的就局部解決，用不著集中到最上層去解決。所有小的東西都上傳是否有必要？剛才所說的真實可靠，數據是有，但是能不能用，可不可以用？也是一個問題。第三，這個體系是否健康？銀企關系，特別是企業(yè)在經營過程中，在不同的商業(yè)周期，在經濟增長下滑的情況下，這種狀況是否健康？銀行由于對企業(yè)不太了解，所以銀行往往也傾向于短期貸款、流動資金貸款等。
企業(yè)在這個過程中往往尋求其他的做法。有可能一種結構是大型公眾公司依靠偏一頭的信息系統(tǒng)架構，而小型的、社區(qū)的、局部的企業(yè)更多的和銀行之間有比較緊密的關系，中間有一些特殊的信息，而且這些信息并不共享。
除了銀行有這個問題以外，其他金融行業(yè)也有。比如證券交易系統(tǒng)有一個特點，就是交易所很多信息是直接面對投資客戶的，券商在中間起的作用相對比較小。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局面，既有好處，也有缺點，分析起來有多個方面：從交易所監(jiān)管的角度看，可能有更多信息，能發(fā)現有沒有內部信息，價格操縱等現象。但是也帶來一個問題，券商和客戶之間的聯系非常小，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太緊密。對于投資客戶來講，我愿意挑哪家券商就挑哪家，我離誰家近就選哪家，明天再換一家券商對我沒有什么影響。這樣一種關系，出了問題怎么辦？后來券商多了一項業(yè)務，可以做質押貸款，還可以有杠桿，這種情況下，有可能這家券商給你，那家不見得給你，稍微提高了聯系的緊密度。
總的來講，在我們搞滬港通和深港通過程中，交易所和港交所之間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就會出現過很多分歧，看法也不一樣，各自都認為他們那個系統(tǒng)有優(yōu)勢。
信息產業(yè)的發(fā)展和沖擊是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信息系統(tǒng)的發(fā)展導致信息技術成本大幅降低，存儲量大幅增加，而且都是指數型增加。我們有了大數據，云存儲，云計算，現在有了AI，成本變了。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既然成本都變了，數據都可以共享，邏輯上都已經集中了，如果銀行業(yè)務由央行一家干，沒有商業(yè)銀行做中介是不是也可以？如果有商業(yè)銀行，就需要有各種傳導機制，出現像貨幣政策傳導等問題。
以上這些是新出現的現象，所以金融穩(wěn)定理事會現在也提出了所謂“脫媒”的討論。為什么會有“脫媒”？跟信息系統(tǒng)、同科技的演變和架構變化是有關系的。再舉個例子，如果數字貨幣能夠搞得成功，數字貨幣究竟是央行一家來做，還是央行通過商業(yè)銀行來做？商業(yè)銀行在中間究竟起什么作用？
與此同時，大家要有一種危機感，如果所有東西都依靠于處理共享信息來決定，大家可以想到，機器就能替代人，也許金融架構就會出現明顯的轉變。
再進一步講，有人提出信息系統(tǒng)的變化可能使我們恢復到中央計劃經濟是可行的，并不需要市場經濟去解決這個問題。市場經濟的特征是局部信息就在局部進行，微觀能解決的事就在微觀就地解決。真正需要研究的是所謂的公用信息，比如宏觀的信息，行業(yè)的信息，經濟周期的信息等。
與此同時，信息產業(yè)的發(fā)展也帶來了新的沖擊，信息系統(tǒng)的發(fā)展導致信息技術成本大幅降低，存儲量大幅增加。既然數據都可以共享，是否沒有商業(yè)銀行作為中介也可以？如果有商業(yè)銀行，就需要各種傳導機制，出現貨幣政策傳導等問題，所以“脫媒”跟信息系統(tǒng)、科技演變和架構變化是有關系的。
第一，如果所有東西都依靠處理共享信息來決定，也許金融架構就會出現明顯的轉變。信息盡管可以集中，可以實現低成本，但是存在剛才說到信息真假、信息牢靠度問題。比如小型企業(yè)，會計準則也不見得能被讀懂了，賬目有意無意的不符合會計概念，相關準則可能也并不覺得一定需要花那么大力氣去嚴格執(zhí)行了，可能也不覺得需要花錢去找會計師和審計師。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有很多數據類似于過去計劃經濟的報表數據。報是報了，但是真的假的，能用不能用，并不知道。所以，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獲得者赫維茨，提出用激勵機制來解決說真話的問題。這表明不是說信息技術什么都能解決的。
第二，信息有時還連著經濟活動激勵機制。經濟活動的激勵機制也不是信息系統(tǒng)能夠解決的，而是通過價格機制進行傳導的。
第三，傳統(tǒng)計劃經濟中有關層級的考慮。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有中央、省級、市級、縣級政府，以及鎮(zhèn)、村等各個層次體系，如何實現有效傳導，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第四，即便是信息高度集中、共享成為可能，但還存在是否能夠進行資源配置的優(yōu)化計算問題。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就有一些經濟學家論證這個問題。最后通過所謂“計算復雜性”原理證明，特大規(guī)模的資源配置優(yōu)化是不可行的。到目前為止盡管信息可以收集，但是是否能進行優(yōu)化計算，也是沒有解決的問題。如果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優(yōu)化，說明在機制上解決不了，還是需要向市場經濟改革轉軌。
第五，盡管說信息技術使得信息處理、傳遞、存儲的成本大幅降低了，是否真的降低到了零，這也不見得，因為信息除了可以收集，可以傳遞以外，它還要把很多非結構化數據變成結構化數據，需要有大量的工作。剛才也提到了，出錯也要糾正，這個成本也是很高的。
當前在信息技術快速發(fā)展的情況下，主流的聲音是向信息共享，向公共信息方向呼吁。大多數人講到幫助金融機構，特別是小型金融的時候，都在呼吁如何建立更好的征信系統(tǒng)，如何運用好大數據，如何運用好人工智能。當然也包含發(fā)改委、人民銀行共同牽頭的社會信用體系，希望社會信用體系里什么都能查到。大家如果都能查到，小型金融機構存在的意義也不大了，因為大型商業(yè)銀行和分支機構完全可以干這些事情。我們究竟是否想建立這樣一種關系？是否是銀行和企業(yè)之間，誰對誰不是特別了解，誰跟誰也不親，誰跟誰也不靠。就好象是沒有特別親密的朋友，全都一樣，出了問題在網上找?guī)椭l愿意幫就幫，但是沒有人對你有特別的了解，對你有特別的信任。
對著這個問題，需要理清思路。在應對當前經濟形勢下，如果想把金融工作做得更好，需要“三段式”，兩個極端模式，中間還有一些混合模式，關鍵是哪個占多大的份量？小微企業(yè)所有信息高度透明，可靠性強，全部上傳共享，是不是發(fā)展方向？
現在只是提出這個題目。在社會上各種輿論都存在的情況下，我們要看到這種趨勢對金融體系的挑戰(zhàn)，對金融運行模式所提出的挑戰(zhàn)。（雷鋒網）
參考經濟網、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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