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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的概念從2005年提出到現在已經是第十四年，目前全球普惠金融發展情況如何了？世界銀行今年4月發布的《2017全球普惠金融指數報告》顯示：
全球賬戶擁有率持續提升，已有68.52%的成年人至少擁有一個儲值交易賬戶；數字支付的使用率快速增長，全球有52.26％的成年人在過去一年中至少使用過一次基于賬戶的數字支付方式；正規儲蓄的使用率出現小幅下降；正規借貸的使用率維持基本不變；財務應變能力（Financial Resilience）的下降幅度較大。
但與此同時，2017年，世界上仍有約17億成年人沒有獲得最基礎的金融服務，且幾乎全部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全球賬戶擁有者中19.52%為非活躍用戶；不同國家、人群間的金融服務差距廣泛存在，以賬戶擁有率為例，2017年，高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間的差距達到了28.40%，女性和男性間存在7.42%的差距。
其中，我國普惠金融的發展程度和速度總體居于所屬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以上，排在發展中國家前列。其中，賬戶擁有率和數字支付使用率這兩個核心指標遠超所屬地區國家、所屬收入分組國家的平均水平，分別達到80.23%和67.94%。
雷鋒網AI金融評論消息，在9月14日舉行的第二屆新金融·普惠金融峰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長張承惠表示，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正在平臺化，未來一定是在專業化基礎上進行綜合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長張承惠
她首先梳理了普惠金融的發展現狀。當下越來越多的持牌金融機構開始關注普惠金融，把金融重心往下沉，事實上在發展模式轉換之前他們更關注的是大企業、大機構、大項目。
持牌金融機構發展普惠金融的做法大體上可總結如下：戰略規劃都把中小微企業作為新的利潤增長點，開始把經營重心和重點、關注力轉移過來；大型銀行根據監管部門和國務院的要求，都設立了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專營機構普惠金融服務部，有專門的資源配置；越來越多的產品為中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服務。
而近年來，持牌金融機構對數字技術的關注也在增加，從單純用科技改善內部管理，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轉向以互聯網為依托，以大數據、云計算、AI等為核心的技術創新，與科技公司的合作越來越多。
非持牌金融機構也在發展普惠金融業務，但現在很多第三方機構提供的服務還處于監管的模糊地帶。比如攜程賣保險，很多分期業務，這些都是事實上的金融服務。不能否認的是，它們面向個人和小微企業。持牌金融機構正好也可以尋找新的服務空間。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戰略研究部負責人肖翔也在會上表示，以技術為驅動的數字普惠金融新模式有助于提升三大屬性：
服務可獲得性。數字普惠金融通過電腦、智能手機等終端進行操作，不受時間、地點、氣候等客觀因素影響，使金融“血液”持續流向更深、更廣的經濟“末梢神經”。
成本可負擔性。數字技術在普惠金融領域的創新運用，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提高金融交易效率，降低金融服務邊際成本，使得小微企業、農民等服務對象能夠獲取價格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務。
供需可匹配性。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可以更好地實現普惠金融供需兩端的精準化和個性化匹配，使產品與客群、風險與收益、風險與能力更加匹配。
然而，對于普惠金融當中經常提及的“科技公司技術賦能”，張承惠表示，科技金融公司通過科學技術來開發傳統的持牌金融機構所沒有顧及的長尾市場確實有效，同時也存在著局限性。有限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合作基本上是一對一單項的，而不是就一個金融機構的整體業務把它所有的業務流程全部打開；二是大環境現在不配合，中國的征信體系是不完善的，信用評級體系也有缺陷，“前一陣債券市場很多3A級還違約，為什么？因為很多實際只是2A級或以下，卻被評級機構評成3A。”還有持牌金融機構和科技公司的外包式合作，或者借一定的科技力量來共同研發產品或者設計流程，這種合作本身內在的聯系紐帶是不穩定的。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戰略研究部負責人肖翔
肖翔則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存在著三方面的挑戰：
第一，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由于農民、低收入人群等缺乏足夠的數字技術知識，形成不同教育程度、年齡結構、地區居民之間的數字鴻溝，導致不同群體從金融服務中獲益的能力有所分化。而且，弱勢群體對于物理網點的依賴度相對更高，一旦數字技術越來越多地替代物理網點，也可能引發金融排斥。
第二，算法歧視（algorithm discrimination）。當前，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在精準營銷、信貸決策、風險管理等方面的應用日益廣泛，算法驅動成為數字普惠金融業務的一個重要特征，但可能會帶來算法歧視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偏見進，偏見出”（bias in, bias out）。比如，農民、小微企業、低收入人群等普惠金融重點對象，可能被算法模型更加精準地識別并排斥在金融服務之外。此外，“算法黑箱”還會使歧視性決策過程更加隱蔽且更難糾偏。
第三，平臺鎖定（platform lock-in）。網絡效應、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在激發機構內生供給動力的同時，也可能會產生對普惠金融對象的鎖定效應，提高服務轉移成本，阻礙其獲取更合適的普惠金融服務，甚至可能出現平臺型服務商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限制市場競爭、損害消費者權益的情況。例如肯尼亞的金融服務商M-Pesa在當地的移動貨幣服務市場占有率超過90%，它通過排他性的競爭協議，禁止當地代理商提供其它品牌的移動貨幣服務。肯尼亞政府部門認定這種行為嚴重違反了競爭法案。
“中國的互聯網金融確實走在全球前列，電商發展速度也是，但不能被這樣的增速所蒙蔽。”張承惠表示，不能忽略大量的線下零售，支撐金融科技的基礎是線上的交易活動，但它沒有覆蓋全部交易，金融科技自然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數字普惠金融當前的發展趨勢，可以看出正在走向平臺化，背后是場景化。以螞蟻金服為例，數字合作基金公司107家，合作保險公司86家；像浙江農信系統也在打造平臺，在手機銀行的基礎上打造農業的生產、產品銷售，做日常生活的綜合服務平臺。另外，數字普惠金融也在延伸到服務鏈，從支付到貸款、征信、信用資產連用，價值鏈條正在延長。
張承惠認為，未來中國數字普惠金融一定是在專業化基礎上進行綜合化。現在綜合化的內涵比較單薄，比如利用農業保險、小額信用保證等，為農戶、農民企業、農村合作社擔保放貸，和整個生產流通的環節密切相關。未來應該是把價值鏈條的每一個環節打開，相關機構、市場主體，包括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科技公司和非科技公司，尋找每一個環節上自己最能夠實現專業化的領域來全方位合作，就像早期產業集群小范圍內通過分工實現規模經濟效益。
她強調，聯盟合作機制的設計，特別是利益分配和風險分擔非常重要，以及系統的整合能力，這是決定這種模式成敗的關鍵。
另外，互聯網金融方面，張承惠認為P2P平臺的局勢尚未完全穩定。她表示未來P2P企業有三條出路，一是持牌經營，即登記備案制度；或者軟牌照，說明平臺擁有某種資質和一定的管理能力才能備案。二是轉為綜合的服務平臺，主要提供信息服務做資源整合。三是利用科技優勢提供專業的技術服務，不再做金融。
圖片來源：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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