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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 六爺 | 2016-09-19 10:29 |
編者按：在華米之前，黃汪開過3家公司，賺了很多錢，也悉數賠光。如今，華米成了最成功的小米生態鏈公司之一，迎面而來的卻是更多的不確定性。
（華米CEO黃汪）
22歲時，黃汪有些糾結，考研還是去華為？
按原計劃，他會選擇考研，在中科大讀了4年的微電子，他想轉去讀本校的計算機研究生，導師也已經聯系好了。可計劃趕不上變化，當他看到華為在學校打出“年薪10萬”的廣告時，他猶豫了。
臨門一腳是同學踢的，“他拉我說一起去面試吧，我們關系挺好，一想我也去試試，然后手寫了一份簡歷，又找導師寫了推薦信，說這個同學干這個事兒這些工程什么挺好的，就去面試了。”
后面的劇情很爛俗：黃汪上了，同學被刷，而他拿著這份不菲的offer，想法也變成了“先工作，然后再考研也可以。”
雖無法考證，但與黃汪有相同心路歷程的人顯然不在少數。
“加入華為的一個部門，會發現隔壁的人是清華的，這邊是北大的，那邊是交大的，這邊是復旦的，這邊是南大的，有點像高考剛考到大學里面，這是哪個省的狀元，這是哪個省的金牌銀牌。華為當年基本上把中國所有一線高校的畢業生都招過去了，我們在華為的時候就是這種感覺。”
黃汪把這種工作經驗比作另一次求學，
“同事關系都非常好，有點上下鋪的感覺，我說我想出來開個公司，干這個、干那個，他們就幫我出主意，大家都挺有夢想的，只是有些人覺得自己不適合創業。然后到了1998年年底，我就覺得不能老想啊，先出來再說吧。”
這時候，黃汪給導師打了個電話，
“我覺得在這兒每年拿10萬塊錢沒什么意思，還是想出來，覺得創業比較有意思。我跟他描述，每天早上，我記得那個時候是8點半上班，晚上8點半到10點半之間不定期出來，每天都見不到太陽，我說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個樣子。”
“導師怎么說？”
“他也沒說什么，就說你再想想，打了電話不久我就已經沖回合肥了，出現他面前的時候他很驚訝，問我你離職了嗎，我說我離職了。”
黃汪是廣西人，更喜歡南方的飲食習慣，之所以回合肥，有兩個原因。
“合肥的生活成本低，工資成本也低；又靠近母校，可以招很多兼職，原來的老師、師兄也在，相當于依靠高校創業。
那時候沒孵化器，也沒有那么多的VC，如果在深圳創業，第二天交不起房租就得睡街頭。在合肥如果實在不行，同學還在學校讀研，我去蹭學校宿舍都沒關系，學校食堂吃飯一頓就幾塊錢，這種是沒問題的。”
創業的動機也很簡單。當年求伯君做的WPS，以及史玉柱開發的漢卡，對黃汪來說就像可以觸及的Facebook和Google，所以能不能像他們一樣，“干一款產品，影響很多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不過顯然，他低估了這件事情的難度。
“對我來說最大的沖擊是，一開始覺得創業只要把產品干好就能干得很好，頂多應付一下工商稅務。但是當你組一個團隊的時候會發現，事兒干得差不多的時候大家各有想法。”
第一次是負責銷售的合伙人出走，說要回深圳：
“當時就傻了，我沒賣過東西。只能坐在賣東西那小姑娘旁邊，她一邊跟客戶打電話，我一邊給她遞小紙條，聽客戶怎么問，我就寫你應該怎么說。”
第二次是負責硬件的合伙人出走，說要去讀研：
“這個更慘，我想可能一個月都不知道怎么辦。后來有個師弟，我發現他原來是搞軟件的，怎么也能畫電路圖，也能做板子，然后我想我也不比他差，就咬牙從畫電路圖開始到做電路板出來。”
經歷了兩次“高層動蕩”，黃汪覺得應該感謝母校，“中科大有這個傳統，很多課都得學。電路設計、軟件，還有基礎的物理課程，包括量子力學這些。”
而最后他發現，“軟件、硬件、銷售自己都干過，一個人也能做這個公司。然后公司就開始賺錢了，開始招人，各種招人。”
“第一個公司做得很好的時候，所有的包括全球Top5的芯片公司全找到我們。
第一個是摩托羅拉半導體，當時我們已經是他亞太區最大的合作伙伴，我們所有的工具都用到了它的芯片和處理器，他們會基于我們整套東西加速他們客戶的研發，中興、華為、聯想，還有全中國所有的電子專業、通信專業、電子工程專業都用到了這套工具。”
對產業造成的影響讓黃汪很有成就感，不過他也為自身的局限感到困擾，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第二家公司。
“第二家公司是幫OPPO、藍魔、魅族做MP4的產品設計，基本上也賣火了，OPPO投了這么多電視廣告都為了這一個產品。
那時候也很舒服，每年幾千萬也賺到了，但這種成功都是在一些細分領域上的成功，我總覺得怎么就做不大一個很好的呢？到第三家公司的時候就想干一票大的。
其實也是很自然的延續，MP3沒有屏幕，有的是一塊小屏幕，MP4屏幕更大，那個時候你就發現很多用戶說能不能在MP4里加個藍牙連手機，或者做成一個PDA，搞個音樂視頻都能看的。
我們是第一個真正在這么小的數碼產品里，能夠解碼各種播放格式的。開始是Flash格式，后來各種格式的大家都在下著看。我們把這個技術給了OPPO，然后就自己開始做平板電腦。
2009年開始做平板電腦，業內非常震驚，我們出第一款產品時iPad都還沒出來，我們自己有整套基于Linux圖形界面的系統，然后從2010年開始就轉向 Android。
當時小米還出過一個叫小米司機的軟件，那個軟件可以查你違章多少次，我們找小米談，說你能不能把軟件預裝在我們這兒，我付錢給你。
就覺得自己很牛逼，很賺錢。到2010年最賺錢的時候，還投了電影的貼片廣告。那個時候電影的貼片廣告整個市場還在嘗試，也不貴。”
人是有慣性的，兩次扶危樓于將傾，兩次賬面上成功的創業，黃汪并不認為外力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直到平板市場急轉直下，他發現自己根本沒那么多錢去做品牌轉型，或繼續投入。
換句話說，“2011年、2012年開始下滑的時候，前10年所有的積累都搭進去了。一夜回到解放前，你發現自己還是玩不起。”
談到第三家公司時，黃汪多次用了“悲慘”一詞。
“我們發現在平板上做了那么多技術創新，最后都沒什么用，一個產業不行的時候，你怎么弄都是大勢所趨，都是不行，就這么一個情況。
每天晚上只要想一下，會發現自己花了幾千萬，就這么兩年，所有的這些坑，都千真萬確地影射到腦子里面，所有的東西都一清二楚。”
公司離倒閉最近的一步，黃汪走到了拖欠工資。
“我們分批次的，越是基層的員工越立刻發，比如說當月或者是第二月就發了，然后中層干部就談話，說遲兩個月再發，核心高管我給你2000，你別想了，就這么熬，分層次熬。”
那時候，平板電腦市場的衰落是可被感知的，最明顯的信號便是，iPad成為了蘋果所有產品線里唯一不增長的。而在那個點上，黃汪決定了要轉可穿戴。
“2013年1月，我從CES回來，立刻組了個隊，最核心的那撥人就干手表去了，分一點人繼續賣電腦，也不能停，因為這是當年的現金流水，我們自己的品牌渠道都還要靠平板電腦。
轉可穿戴，才有了當年9月份的Zwatch。
在合肥創業就有這個好處，相對一個穩定的封閉的環境，還能熬到那個時間點，在這么拖欠員工工資的情況下，把智能手表做出來，賣出去，還賺了一些錢。
但是轉可穿戴，我們有一個害怕的地方，可穿戴在2013年非常熱，而且Fitbit，Jawbone那個時候融到的錢非常多，所以我們想我們又是一個小本經營的方式繼續做，會不會做著做著又不行了？
其實在做第一個公司的時候，我們就跟IDG談過，IDG沒搞懂這個東西，當然他們的判斷也是對的，這個東西做不大，但是這個公司可以在一個專業領域活得很好也是對的，我就說你愛投不投，你不投我們也做得很成功。
然后繼續做第二家公司，又做大了。
我形成了思維定式，干嘛找人投資。回過頭你看我們這個圈子的公司，包括魅族找什么投資，最后找馬云去了，為什么要找馬云，不還是缺錢嘛，你跟更大的巨頭PK的時候，會發現不在同一個維度。
所以到了2013年下半年，我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融資，沒找小米，但最后恰好是小米投我們了，這個很有意思。”
“其實在2013年我們找投資人的時候，都問我如果小米做了你怎么辦，我后來回答這個問題，干脆說小米投我們做，這就不是問題了。
不過還是看不同的投資人，像再之前，人家問騰訊做了你怎么辦，同樣的邏輯嘛，你做APP的話或者一個互聯網業務，騰訊做了怎么辦，總有辦法。你只要是這個行業里面真正玩過這個產業，很熟的，你就知道該怎么辦。
反正我覺得，小米什么都有可能會做。
MIUI的初創人員孫鵬是我校友，也是中科大的，那次我記得他是到科大訊飛出差，在我公司附近，就順帶到我們這兒來轉了一下。
我那會剛做手表，說給你一個吧，回去試試，如果你覺得好看能不能在小米商城上賣一賣，他說行，我回去戴一下。結果戴幾天給雷軍，雷軍戴了靠譜，就說談一談吧，我覺得雷總都有意思談，上小米商城應該沒問題，我說那我們談談看。
中科大的個性都是這樣，不會跟你說半天，就說雷總說這個挺靠譜的，你跟他聊聊吧，也不說聊什么，我說聊聊就聊聊。你知道在那個點上，大家還是很想跟他聊的，而且我當時其實也挺牛逼的，拿的是魅族手機。
那次雷總跟我說，你們那個閱讀器做得挺好的，我說你在網上搜的時候，你看看我們的智器閱讀器（APP），帶PDF功能，口碑比別人的都好，各大Android市場評價，我們4星半，你們是多少？還在說這個事兒。
所以基本上我們當時對自己的產品能力還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說起互聯網真是傻眼。
印象很深的是我們交換名片，我就給他報我的郵件地址，發現特長，雷總聽了說你這個，你就不是做互聯網的，這么長誰能記得住。我說這有什么，我們一直都是這么做的，別人搜一下智器就出來了，現在還要域名干什么，然后他在那嘆氣。
那次聊了差不多兩個小時，但沒談到投資，他就直接跟我說，我給你介紹個人，劉德，你跟劉德聊聊那個事兒。”
2013年，小米的主戰場還是手機、電視、路由器，如何不錯失IOT這個風口？當年6月，雷軍在內部提出了“小米生態鏈”，意圖用投資的方式卡位，而當時他的口號是——搶公司。
“我們是在2014年的1月成立的公司（華米），成立之前其實已經在做（小米手環）了，雙方一邊談產品，一邊談投資，并沒有說要等錢到了我才開始做事，我們不是這樣的。
那時候，核心團隊停掉了2015年所有的平板電腦，和智能手表的研發，雪藏了‘智器’品牌。阻力并不大，第一是公司的壓力挺大，第二我覺得大家也比較相信我。
唯一需要我背書的就是，我們不干自己的品牌，大家感覺又回到第二家公司幫人家貼牌。以前是給OPPO，藍魔干這個事，現在是給小米干這個事，整個團隊肯定從情感上有一些抗拒。
他們肯定不敢直接跟我這么說，但是我能夠感覺得到，因為配合的時候，他們會問咱們也出個手環什么的，還會說一句，小米手環又不是我們的‘孩子’。
從2009年一直到2013年，4年把一個品牌從零到有做起來，這種感情一定是有的。其實從這個公司成立開始，也就是做小米手環以后，大家一直在說我們什么時候推自己品牌的東西，我一直安慰大家說，你們好好把小米手環做起來再說，我們聊可以聊，但是現在沒有到時間點。
到了2015年3月，蘋果開始正式發貨（Apple Watch），我們覺得這個事有點神，蘋果手表一發，我們當月的銷量就開始猛漲，到了3、4月就漲到了1個月100萬只，真是瘋了，我們也沒法解釋，其實想想就是去年，去年感覺是過了5年都不止的時間，感覺有點遙遠。
一開始我們內部估計，小米手環賣個幾百萬只，應該是能做到的，以當年小米的流量和影響力。但是我們的確沒想到能干到1000萬只，最后賣了2000萬只。
就是那個時候，我覺得這個事應該啟動了，開始真正要落到行動上來，說我們怎么去做，怎么定義這個產品，怎么做品牌，就開始了。”
（高圓圓代言華米自品牌Amazfit）
“在2014年年初，小米生態鏈的公司很少，寧寧在主導工業設計，其實基本上就是她親自在干。這個過程中我們有很多的交流，也包括沖突，最后我跟寧寧說，我們要找一個很牛的工業設計師。我們是創業公司，不能永遠依靠小米，你還干自己的品牌，這是不可能的事兒。
她最早幫我介紹了（于）澎濤 ，說澎濤在硅谷，也想加入一個好的創業公司。德哥是這個圈子里的老大，她說要不你找一下德哥。我就纏著德哥，那段時間幾乎每天都去小米找他，說你找澎濤了沒有，你要幫我背書，他怎么反饋的，你再跟他怎么說。
那年國慶節，澎濤還沒加入公司的時候，我又跑到美國去找他，然后帶著他去談下一輪融資，讓他感受一下。后來他成了我們硅谷第一個員工，找房子，租辦公室等等都是他干的。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隨著很多牛人逐漸加入，慢慢地這個團隊新的核心競爭力和理念就形成了。
團隊在不斷擴張，我們對市場判斷也很簡單，就是整個手環市場其實已經都是小米手環了，機會在哪呢？我們做一個產品怎么去講一個故事？后來我們定了一個特別高冷的調，就是時尚。
我們有做過品牌的經驗，所以我們在想開場不一定很大，內部也不要說這個東西能賣多好，因為時尚本身就是高冷的東西，我們要讓大家都知道華米開始做品牌了，然后給整個供應鏈、媒體、投資人、政府很多支持過我們的伙伴傳遞這么一個信息，至于量出多少不是我們最關心的。
我感覺品牌就是一個小孩，剛出生的時候你得讓大家知道，知道的越多越好，然后賦予他第一個調性就是時尚，接下來我們又發了一個運動手表，高科技的因素進來了，運動的感覺就有了。
在這次發華米手表之前，張小龍可能是唯一看過我們手表的外面公司的人。他說我覺得你們這個還挺好的，大概想做運動手表，智能是附送的。這句話是他總結出來的，我心里想很牛逼啊。
所以這個小孩成長的過程當中，或者說這個品牌成長的過程當中，它的個性就會越來越豐富，它就不再是時尚高冷了，它品牌的內涵會慢慢地豐富起來。”
作為唯二營業額突破10億人民幣，估值突破10億美金的小米生態鏈公司，一直有人揣度華米與小米的關系。據小米生態鏈產品總監劉新宇透露，那些空穴來風的‘決裂’，一直讓黃汪感到苦惱。
“其實我跟我們內部的骨干們說過，我們最希望的狀態就是京東跟騰訊的關系，華米在一個領域做得特別好，小米是我們一個重要的股東，我們反過來也支撐小米在某一個領域的影響力。
我一直認為華米是一家人體數據公司，小米不可能是一家人體數據公司，他是一個以硬件為中心的，或者說現在以手機為中心，連接一切的公司。所以我們跟小米本質上并不一樣。小米還持有我們很多的股份，它干嘛還要單獨做一塊，除非我們做得不好。
德哥也說過了，在整個生態鏈當中，不可能所有的公司都能等到上市的那一天，總有一些要不就賣掉了，要不就合并了，或者徹底失敗誰也不要了，這是常態。
我覺得到現在為止，華米也不一定說就能走到上市的那天，這里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多的仗要打，所以這個過程誰也說不好，我只能說，我們的方向大概就是這樣，如果成功，一定是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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